确切说，当鸦片在清代的中国泛滥时，卖鸦片的英国人，本国也十分流行鸦片。但区别在于：中国人是“吸”鸦片，英国人是“吃”鸦片。

为什么会有此怪现象？就得简单说说鸦片的前世今生。

虽然在十九世纪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就已经轻车熟路，但论与鸦片这个“舶来品”打交道，中国古人却是远远早得多：这款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就风靡的“毒品”，《圣经》里的“忘忧药”，早在唐代时就传入了中国，当时还叫“乌香”或“阿芙蓉”，自唐代起至明代，一直是中国高档药店柜台里的名贵药物，手术时有镇痛作用的奇效。千年来一直造福患者。跟清代时“荼毒百姓”的恶劣形象，真心八竿子打不着。

至于英国人，那更是早早用过鸦片，对其“上瘾”的特效，更是深有体会。其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国内并没有禁止鸦片的法律，直到1914年才有了第一部专门的禁烟法律。而以《鸦片史》里的形容，英国人何止抽鸦片？连同时期中国人自杀时才敢尝试的“吞大烟土”，他们竟都当日常消遣，好些英国有钱人都喜欢把鸦片碾碎了掺在酒和果汁里，饮宴时喝的无比陶醉。为了过把毒瘾，就是这么不要命。

不止是当时英国的消费阶层，大多认不清鸦片的危害，甚至许多西方社会德高望重的学者们，对鸦片更是大爱。近代医学的奠基人希登汉姆更曾热烈歌颂：“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确实，在当时英国人看来，鸦片就是这么“舒适”。

如此认识，也令十九世纪时的英国，消费鸦片的风气一度非常盛行。不单是医学上治疗腹泻和镇痛的良药，英国近代不少名流更都是嗜好鸦片的瘾君子。甚至英国人还生产过一种含有鸦片成分的儿童糖果“Balagoli”，到20世纪初时还是英国小朋友们的大爱。以英国散文集德昆西的话说：“对于一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或抽烟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比起这火热风靡的场面来，鸦片在当时英国商人眼中，另一个意义才无比重要：摇钱树！比起近代史上鸦片在中国的流行，英国这点火热，简直小巫见了大巫！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比起英国人五花八门的消费鸦片方式，清朝年间的国人们，从康熙年间起，就认准了其中毒性最大，破坏力最持久的消费方式：吸食鸦片。

这“吸食鸦片”比起英国人的多种“抽”鸦片方式，差别究竟在哪？李圭的《鸦片事略》里说的十分形象：“煮土为膏，镶土为管，就灯吸食”，等于是分分钟就消耗一大堆。感觉更是无比舒坦：“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吸到高潮时更是刺激效果：“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这种吸食鸦片的方式，产生在欧洲人殖民下的东南亚地区，虽说英国人那时也消费鸦片，但对这种模式，确实极不感冒，认为只是“一种古怪的娱乐或怪癖的习气”，但是传到大清朝后，就迅速火热风靡，从康熙年间起就火遍东南各省。而且和英国人“吃”鸦片最大的不同是：吸食鸦片别看刺激，可是消费量更大，吞云吐雾间就是大把的钱。对身体的摧残也更惨，别管吸食的时候多过瘾，事后就是瘦弱无力打哆嗦，一天不吸就要死要活。

这种又糟钱又糟蹋身体的缺心眼消费方式，等于就是给鸦片贩子白白送钱。于是从18世纪中叶起，精于鸦片贸易的英国人，迅速赚了个盆满钵满。康熙年间时，中国每年消费鸦片不过两百箱，几十年后的乾隆中期，数量就已经突破了每年千箱。十九世纪初的嘉庆年间更到达了每年四千箱。待到道光皇帝登基时，数量已经成了恐怖的两万箱。整个近代史上，这是堪称奇迹的“贸易增长”。

而且同样“奇迹”的是，在林则徐奔赴广州禁烟前，大清王朝的鸦片交易，却是越严令禁止越泛滥，清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几位皇帝，都曾严令查禁鸦片，结果却都是各级检查部门赚的盆满钵满，每次严禁之后，鸦片输入量都是滚雪球增长。连好些英国鸦片贩子都调侃：最盼大清朝查鸦片，每次查完都是赚。

这“奇迹”带来的，却是国计民生的全面破坏：以1835年时清政府的统计，清王朝当时的“瘾君子”总数，已经到了空前的两百万人，且上至王公贝勒下至贩夫走卒，几乎渗透各行各业。吸食鸦片的破坏力，不但摧毁着人们的健康，更恐怖掠夺着大清朝的财富，以英国人的估算，一箱鸦片从种植到卖进中国，纯利润就有一千银元。以英国头号鸦片贩子查顿的炫富说：“这是最安全最气派的投资方式”。

也正是在这“最安全最气派”的贸易中，表面强盛的大清朝，就伴着大烟鬼们的吞云吐雾，每年白银大把的外流，以至于道光年间时的白银价格，都比乾隆年间暴涨了一倍。曾经强大的江南纺织业，更被泛滥的鸦片贸易冲的七零八落，以林则徐的话说，交易量比道光年间前缩水了一倍。一种堕落的吸毒方式，就这样给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年年不停大放血。道光年间为什么要厉行禁烟？为什么会被鸦片战争打开国门，看看这个破坏力就知道，就是必然的无奈之举。

鸦片的恶劣习气，只是一个外因，清朝自康乾时代起，越发病态腐败的社会环境，才是鸦片泛滥的真正温床。如此教训，哪怕已过百多年，任何时代，都不可不戒！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