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共产党就站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前列。

1929年1月，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发行了小册子《第56届帝国国会和日本共产党的口号》指出：“今天我们只呼喊不干涉的口号已经不够了。因为在这个口号下同我们的统治阶级进行实际的斗争，必须把‘立即撤出在中国的所有日本军队’的呼声变成群众的呼声。”

918事变前夕，1931年7月6日，日共《赤旗报》发表题为《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人民“不出一分钱的军费！不送一个人去当兵！工人和贫农应当拒绝担负为三井、三菱、住友等大金融资本家利益进行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一切赋税和兵役。”

918事变爆发的第二天，9月19日，日共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工人、农民、士兵们！亲爱的同志们！要和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斗争！立即从奉天以及一切占领地区撤出军队！立即撤回在中国‘满洲’的日本军队！决不把一个士兵送上前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一切军事行动！同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的危险进行斗争!”

(《赤旗报》一百号纪念给中共《红旗周报》的一封信。)

除了日本共产党，还有一些左翼组织也参加了反对侵略战争的活动。918事变的当天，日本全国劳动大众党领导人堺利彦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领导成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1933年6月，由关东劳动组合会议提议，成立了“反纳粹、粉碎法西斯同盟”，关西地区也成立了类似组织。

(堺利彦参与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日本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招致了日本当局的严厉镇压。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1932年10月被捕，11月牺牲。日共党员，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33年2月20日被捕，当天下午遇害。日共中央领导人野吕荣太郎1933年10月被捕，次年2月死于狱中，等等。

由于日本国内形势日益严峻，一些日本同志离开日本来到中国继续斗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

鹿地亘，1903年5月1日生于日本大分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在国内的时候，1926年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1929年又参与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组建。

1936年1月，和妻子池田幸子来到中国。抗战爆发后，领导和创建了国统区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1939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反攻昆仑关时，曾奔赴前线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广西全县苏报社在1941年8月出版的《昆仑关血战记》中高度评价了鹿地亘率领的反战工作队。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日共在日本国内被摧毁，其他左翼组织，如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劳农派等纷纷被取缔和瓦解。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大多数就只有反战，没有组织了。换言之，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的反战行为是存在的，但那大多是日本各地人民自发的行为，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因为在侵略初期，日本国内的反战组织就已经被摧毁殆尽了。部分日本进步人士在中国参与组建和领导了反战组织，比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军事战线和思想战线都留下了他们与中国军民并肩奋战的身影。

至于题主问“怎么看”，首先，对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国内和国外坚持斗争的日本同志表示敬意。其次，他们的斗争收效有限，这其中既有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的原因，也有日本同志自身的原因。

日本同志的斗争证明了各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戕害日本人民的凶手。日本同志的斗争与牺牲再一次展现了无产阶级国际战士的光辉形象——不仅同本国的丑恶势力作斗争，也为远方异国那些可能自己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认识的人民奋斗和牺牲。决定敌我关系的不是国别和民族，而是阶级，我们和日本同志不会因为处在不同国家就相互敌视，同样，中国和日本的军阀、地主、大资本家在啖食人民血肉时也不会因为这个人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就少吃几口。

消灭反动派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